要害詞：《瀟湘夢》 重讀經典

原題目：性命故事與體裁政治——古代中國第一部女性自傳《瀟湘夢》研討

“五四”作為一個相似汗青標桿的時光節點，其之于中國女性文學的意義在于：它表征著古代女性小說的正式啟幕。 [①] 關于“五四”前后女性小說家的研討，跟著學者們的連續追蹤關心，該範疇中的重要面向漸被填充，對凌叔華、冰心、丁玲、廬隱等主要作家浮現出過度追蹤關心的情況。 [②] 在這種佈景下，“破圍”成為學者們確當然選擇。一個可見的趨向是：從分析中間作家轉向邊沿作者，追蹤關心文學史上的無名者、失落者的寫作，成為研討者們的某種共鳴。

必需認可，本日對“五四”前后女作家“打撈”與“發掘”的成果，幾無能夠是第一流的女作家的重見天日，因此此類研討，一直隨同著潛伏讀者關于研討對象的學術包含的質疑：注視于三流甚至是不進流的文本，其意義究竟回于何處？這種研討遠景，使得學者往往在寫作之初即必需申辯本身研討的“彌補空缺”的史學價值。但這種邏輯略顯有力：“挖掘”的價值即止于“補白”嗎？

焦炙的關鍵在于若何對待研討對象的“經典性”題目。轉型期文學研討的“自洽性”基礎上不樹立于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本，也不只僅在于個別承前啟后的過渡價值，相反，能夠更在于文本中主體的性命和感情情勢，及其與變更不居的遼闊社會之間的深入聯絡接觸。研討者在追蹤關心情勢變遷的同時，需求透過文本掌握人物的“魂靈的顫栗”，在膚淺中發明深入，在瑣碎中追求奇特，在平淡里展示超出——換言之，即使是藝術價值偏低的作品，也能夠浮現出豐盛、厚實的學術意蘊。

本次分析的文本《瀟湘夢初編》（以下簡稱《瀟湘夢》），屬于“五四”文壇上非主流的章回小說，敘說的是罕見的婚戀故事，其藝術性較之鴛鴦蝴蝶派小說亦屬末流，持久未遭到學界器重。不外，筆者初讀發明，此小說中男女主人公郭立山（1870－1927）、戴禮（1880－1935）是湖南與浙江兩地近古代史上的主要的真正的人物，文本中的情愛糾葛是那時頗具影響的消息公案。進一個步驟考索后以為，《瀟湘夢》的體裁、敘事與作者、旨趣之間，存在著嚴重而富有興趣味的關系，值得專文剖析。

一、小說“別調”與自傳“變體”

小說《瀟湘夢》迄今未見專論。以筆者視力所及，僅有的學術性先容出自《中國文學年夜辭典》，現全引如下：

瀟湘夢 近代白話章回小說。初編14回。湘州女史著。1918年鉛印本，平裝1冊。卷首有作者《序》。卷末附作者《跋》。書敘浙江男子戴禮，自幼聰慧勤學，能通經史子集，立志有所作為，不嫁漢子。怙恃也合情合理，從不拘謹女兒。于是戴禮興辦女學，著書立說，才名遠播。忽夢嫁與郭立山為妻，預見此夢不樣，為之不悅久之。不意夢竟成真，致使戴禮墮入不幸。本來郭立山果有其人，家住湖南江［湘］陰。久慕戴禮才幹，只是無緣一見。后來其妻忽亡，遂請伐柯人說親。戴禮初則不允，后經親朋再三相勸，又覺天命難違，于是轉變初志，嫁與郭立山為妻。誰知郭家家風不正，不單沉淪賭錢，並且亂倫丑聲傳揚，即郭立山也與其寡嫂（按：實為前妻之庶母）有染。戴禮水乳交融，已被視為異類。加之郭立山因謀戴家財富不遂，更對戴禮恨入骨髓。于是郭家弟兄勾搭官府，硬將戴禮逐落發門，致使其子（按：實為其女）夭折。故事至其中斷，下編未見。該書旨在控告封建禮教對于婦女的殘暴性，即便才幹出眾的男子也難逃走惡運。但以黑甜鄉斷定畢生，卻無異癡人說夢，年夜年夜減弱了作品的真正的性。書中詩詞甚多，不脫那時習慣。[③]

辭典關于《瀟湘夢》出書時光的先容，并不準確。據2009年筆者在上海藏書樓所見原書，小說開頭的故事時光至己未年（1919）八月十五日（10月8日），作者“湘州女史”的跋語亦署“己未中秋”，而1918年只是作者序文所署時光（“平易近國七年八月”）。此處無妨“勇敢假定”：《瀟湘夢》的寫作，始于1918年9月，迄于1919年中秋。面世的時光，據封底內頁，為“平易近國九年四月旬日印刷，平易近國九年蒲月旬日刊行”。

處于“五四”的前夕，《瀟湘夢》最有能夠的寫作遠景，或是笑劇作風的佳人才子小說，或是“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不幸蟲”的哀情小說。然該書論述兩人從委曲聯合到慘烈婚變的漫長經過歷程，懸殊于此前同類題材小說中的或浪漫甜蜜、或哀感頑艷的情致，幾無“風懷”可言。女主人公戴禮自幼接收儒家禮教陶冶，面臨丈夫的冷淡敵意，在孕期至女兒誕生后執意留在夫家照料掉明的婆婆。于艱巨日常中，她歷經了有數令人心酸的瑣事，但作者并無藻飾，而多取桐城派之雅潔有序的古文家法。如小說敘其產后在正月的遭受：

（戴禮）抱病應付，又冒冷染病，昏臥于床。嫗以甫滌襁褓，多置爐上。夜不慎，禮驚起毀滅，已燒往年夜半，缺乏洗換。向立山要數尺布添制，立山怒不睬。湘地多雨，浣物不易干。氣象嚴寒，幼女尿濕，無物可對調，皆凝冰。禮又懇其買炭，便烤干可換，立山辭無炭。（第77頁）

女主人公于特別的時代、特定的時令下遭此看待，其實讓人痛心。在有經歷的作者筆下，這一事務實是極好的素材，將陰冷的周遭的狀況、主人公抑郁的情感、低微的懇求、丈夫小氣無情的嘴臉稍加襯著，便可獲得數倍的後果。就此而論，《瀟湘夢》典範地展示了其“反辭章化”的偏向，即謝絕對情勢、辭藻、音調的運營。[④]

在進進瀏覽之前，《瀟湘夢》最讓讀者等待之處，應當是對“夢”的處置手腕。第2回中，“夢”以很是奇巧的方法呈現：

己酉元宵，禮忽夢游山川間，步進萬花深處，一小軒榜曰“瀟湘”，境甚幽雅。軒畔有夜合花一樹，懸一小冊，上題“人緣簿”，始恍然悟為夢境。急取視，凡男女二名書一葉，姓氏皆倒寫，己名則與“郭立山”并列。欣然而寤，尚未知立山何如人。（第15頁）

小說里于1909年產生的這場夢，此中的意境、建筑、物件，都給讀者素昧平生之感。作者似在向《紅樓夢》中巨大而奇怪的黑甜鄉“警幻仙境”請安，“瀟湘夢”由此而呼之欲出。第3回中，戴禮聞知求婚者郭立山之名，聯想到此前的黑甜鄉，當即認識到其“倒置人緣”的不祥前兆。（第16頁）第8回，戴、郭親事木將成船，戴禮因病前去黃巖請乩，乩詩再次照應了女主人公多年前的黑甜私密空間鄉，令她愀然不悅。然后文再無黑甜鄉呈現，故“瀟湘夢”之于小說的意義，重要表現于淺條理的“預言－應驗”效能，至于其應有的更進一個步驟的敘事干涉及主題反思的意義，在小說中很是遺憾地付之闕如了。

《瀟湘夢》在體裁上最顯明的特征，除了取章回體之外，還在于章回外部闌進了大批的非小說甚至非文學文本。它們盡年夜大都是以另起一段的情勢自力呈現，可見作者對其內在的事務與功能有明白的熟悉，在應用上也盡不與小說的框架——論述類文字相溷。經統計，《瀟湘夢》中共呈現詞2闋（分辨居于開篇與開頭）、賦2篇、詩52題118首，報告2篇，手札5篇，書序2篇，時論1篇，列傳（含行狀）4篇，誄文1篇，挽聯4幅，墓表3篇，傳單1篇，祭文2篇，詩話1則，論辯1篇。其篇幅與作者的論述文字年夜體相等。起源方面，出自敘事者的為15首（即收場詞、下場詞及13首回前詩），由女主人公戴禮所作的為33題91篇（首），小說中其別人物所作的為27題43篇（首）。從章回分布來看，它們重要呈現在小說前半部門和鄰近開頭的12－14回；小說牴觸最尖利的婚變章回（9－11回），除了每回必須具備的回前詩外，僅拔出訴冤的傳單1篇。由此可見，這些多少數字宏大的體裁年夜部門是游離于戴、郭二人婚姻故事之外的。在拔出方法上，年夜部門篇目有簡略提醒，有些則毫無前兆地突兀浮現，甚而連篇累牘地疊加，讓人有琳琅滿目之感。如小說第6回（“餘存吟士女賡和 集唐句南北倡酬”），作者高頻率地塞進了詩歌8題36首，皆是戴禮與吳懷清（1864－1928）以集句情勢停止的唱和往來。這般單調地反復引錄人物的應付詩句，在尋求故事性、興趣性的小說讀者看來，的確味同嚼蠟。

不外，若換以史家目光，這些強行進進《瀟湘夢》中的非小說甚至非文學體裁，恰是“有聞必錄”的史家認識與“以時系事”之紀年方法的典範表現。換言之，假如我們假定作者的意圖是書寫女主人公的生長過程及婚姻現實，則與此有關的一切人物、文字資料，都可以公道地進進《瀟湘夢》的體裁構造中。在這個意義上，《瀟湘夢》更適合的體裁情勢，當回進“史料長編”。在這類體裁中，最奪目的書寫標誌是關于時光的提醒。現實上，對于習氣于史志的讀者而言，《瀟湘夢》的展陳方法是讓人很是溫馨的。正由於有了時序的明白指引，《瀟湘夢》中的資料固然繁復，然有心的讀者亦能依時光先后排比故事和各色文本。斟酌到小說資料和非小說文本皆以女主人公戴禮為焦點而進進，則《瀟湘夢》的論述方法亦成為了紀年體的別調，即由“史事紀年”滑向“年譜長編”，小說全體成為紀年和紀傳的希奇混淆。

《瀟湘夢》以小詞《減字木蘭花》開篇，以《如夢令》掃尾，這一明清章回和話本中罕見的方法，在我看來，是有興趣取巧然又毫無誠意的design。其最重要的意圖，是空想以傳統的小說情勢來維系《瀟湘夢》概況上的體裁完全。但是小說家在再現性命故事時，夾纏（有時是堆疊）著大批異質的、零星的、難以回類的資料（甚至不克不及稱之為素材），培養了一個凌亂而決裂的文本。作為小說家，“湘州女史”是一位低劣的、缺乏經歷的敘事者。不外，斟酌到以“小說”體裁而用征實的準繩寫作“家史”或“外傳”，這原是不被史家看好的任務[⑤] ，則小說家的幽懷，能夠并不在于“史才”（敘事技能），而是指向“詩筆”（抒懷意義）與“群情”（品德批駁）。天然，這一猜測的求證，需從《瀟湘夢》的作者談起。

依作者“湘州女史”的序跋，小說家的實際成分，是對戴禮懷抱同情的友人，但小說序跋往往是作者的特別結撰，是其有興趣design的全體“體系體例”[⑥] 的一部門，有經歷的讀者并不會完整對此“小說家言”信認為真。在此情況下，要想處理《瀟湘夢》的作者題目，最好的進口仍是女主人公戴禮存世的詩文集。

2019年8月，筆者在溫州藏書樓見到戴禮手錄詩集《餘存吟草》與文集《餘存文鈔》。二者與《瀟湘夢》關系親密，存在著顯明的互補與對話關系，可視為典範的互文寫作。《餘存吟草》與《餘存文鈔》有多篇文字見于《瀟湘夢》，而對于《瀟湘夢》的作者考據來說，最值得器重的是《餘存吟草》中戴禮與臺州女詩人屈蕙纕（1860－1932）的交游。兩人年事相仿，性格相投，且同為臺州處所著名才女，往來頗為頻仍。《餘存吟草》收兩人酬唱作品7題14首（戴禮所作3題6首，屈蕙纕所作4題8首）及戴挽屈春聯1幅。年夜約在1921年，屈蕙纕寄詩贈戴禮，戴氏和韻2首以答。現錄戴詩第2首：

瓶沉簪折平常事，只恨啣冤誤箸書。

遠想蘭閨讀穢史，詩余為我泣漣如。[⑦]

《瀟湘夢》的封面有“郭立山之穢史”的題簽，可視為《瀟湘夢》的副題目，則戴禮在詩中想象老友于閨中瀏覽的“穢史”，基礎上可以斷定為《瀟湘夢》。這表白小說出書之后，作者曾寄贈友人，一吐心中冤恨。假如說，這首詩還不克不及表白《瀟湘夢》的作者即為戴氏自己，那么以上去自屈蕙纕的問訊，則直接點出了《瀟湘夢》的寫作：

秋燈黯黯雨綿綿，譜出瀟湘夢一編。

盡代才幹偏命薄，紅絲誤諦［締］惡姻緣。[⑧]

屈氏此詩作于1927年秋天。詩歌的主題是感歎戴禮的才高命薄與所適非人。為了加大力度抒懷後果，作者復現了友人在夜雨里握管痛書的場景。作為譜寫的結果，“瀟湘夢”不是文學意象，而只能是詳細的文學文本。

依據詩歌的寫作通例及事務的短長關系剖析，上詩中“譜”這一舉措的收回者基礎上可以斷定為屈蕙纕寄懷的對象，即友人戴禮。當然，由于屈氏并未婉言，《瀟湘夢》的作者尚存極小能夠是戴禮之外的別人。而當我讀到來自陳衍（1856－1937）門生王真（1904－1971）所續陳衍年譜時，完整可以斷定《瀟湘夢》的著作權，應當是戴禮。在陳衍年譜中，王真以小字作注，這般先容戴禮：

戴禮，公門人，字圣儀，浙江玉環人，有《年夜戴禮集注》《清列女傳》《瀟湘夢初稿》。[⑨]

這一出于知戀人的論述，是關于《瀟湘夢》作者最主要的干證。這般，聯合詩文與小說的互文關系及文本外的要害證據，充足表白《瀟湘夢》的作者便是小說的女主人公戴禮。她以章回小說情勢睜開的論述，乃是實際生涯中的自我故事；或許說，《瀟湘夢》是以章回體完成的紀年自傳。

二、《瀟湘夢》的主體抽像、情感流瀉與公理尋求

戴禮在文本中滑頭地將自我潛藏起來，摒棄了自傳中罕見的第一人稱，將自我假裝成他者。毫無疑問，這一戰略是沉思熟慮之后的特別design。它既給讀者感觸感染文本形成了宏大的妨礙，也深入表白在自傳寫作中“自傳打算”的要害意義。[⑩] 需求進一個步驟追索的是，戴禮的自傳意圖究意若何？借用別人的保護，《瀟湘夢》作為列傳文本，以極僵硬而雜糅的寫作，完成了對傳主如何的性命記載、特性形塑和行動說明？ [11] 而這種義務的告竣，與第一人稱的自傳比擬又有如何的後果差別？

《瀟湘夢》的構造方法基礎上采用的是“時序構造”，即依照時光的更替來來論述人物的運動和遭際，并交叉響應的詩文資料。這帶來雙重後果：一方面，紀年體便于記事弱于傳人[12] ，《瀟湘夢》中主人公戴禮的特性難以高效、平面浮現；另一方面，大批標明出處的非小說文本的拔出，使得《瀟湘夢》接近“客不雅列傳”或“學術—汗青列傳” [13] ，文本是大批可托賴的文獻的聚集，至多在概況上，文獻性、客不雅性、正確性是作者的重要尋求瑜伽教室。面臨列傳寫作中的永恒困難——“詩”與“真”的取舍，《瀟湘夢》顯然更偏向于后者。當然，支出《瀟湘夢》中的文獻并非純然渙散，現實上，它們都與傳主有關——或出自傳編緝下，或源于傳主師友所贈，它們的松散聚合，皆遵從于支持傳主“性命故事”這一義務。基于對這種述而不造、信而有征的敘史方法的信賴，讀者亦能復原傳主的主要生平。這便是作為列傳（或“年譜長編”）的《瀟湘夢》的重要效能。

14回的小說/列傳文本，以戴禮的婚姻為界，分為前后兩段。1－6回敘戴禮的家居歲月和京師肄業經過的事況、著作成績。傳主是早慧的才女、著作豐富的女學者、熱情女學的女界進步前輩、忠于前清的女遺平易近、守孝至謹的女兒。戴禮的文學成績，是舊體詩文；其視為畢生志業的，是為《年夜戴禮記》作注；其用以謝絕議婚的憑藉，是正投身于《女誡》式的著作（《女型》《女禮》）而得空他顧；其引認為傲的，是對“皇清”列女的傳錄（《清列女傳》《皇清列女傳》）；其進獻前清學部作為男子師范書院修身科參考之用的，是佈滿保守氣味的《女小學》。假如要以一個詞來總結戴禮的尋求，最適當的無疑是“列女”。

自第7回起，作者差遣傳主離開了溫馨的文明氣氛，轉移至私家性的婚變經過的事況中。第8回，郭立山至玉環進贅。第9回，郭立山攜戴禮前往湖南湘陰，戴禮自此開端了噩夢般的受虐經過的事況。在第9、10、11回中，作者中止了交叉詩文資料的簡略寫法，改而論述大批瑣事，展示郭、戴二人由歡愛到離婚的改變。在先容戴禮的遭受時，依然嚴厲依照時序擺列（詳細到年代日），因此文本在邏輯上仍然保持了可托度。自1915年至1917年，戴禮經過的事況了pregnant、生孩子、喪女、喪姑、被拘禁、被審判、被驅趕諸般慘痛遭際，受盡郭家凌虐。在“男嫖女賭”的夫家，戴禮一個步驟步被逼至盡境，此時戴禮方展示性情中劇烈的一面。

戴禮對郭立山最后的空想，便是保存“老婆”的名分。郭家數次強迫她在離婚書上簽字，皆被戴禮嚴辭謝絕。1917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郭立山的授意下，本地知事李介春于夜間將戴禮拘押至縣署，逼她寫“自愿離婚”之字據，遭到了戴禮的果斷抵拒——

禮怒叱曰：“我必欲進侍姑疾，任彼誑我。汝辦我可也。至昏事當離，汝可出判決書。要我自寫，必不克不及！”遂執筆年夜書：“齊婦含冤，三年不雨！”放筆顧介春曰：“我即往侍姑矣。逝世后請即置我年夜辟，我得追蹤孝婦，逝世有余榮！”（第85－86頁）

在此情境下，戴禮對汗青模範停止了雙重徵引——東海孝婦和竇娥，將二人的對抗停止了疊加，轉化為本身與助紂為虐的處所官抗衡的氣力。分歧于竇娥為了維護婆婆而不得已認可謀殺的罪名，戴禮急于取得不受拘束以便照料不可救藥的婆婆，但仍不愿承當“自愿離婚”的名義。戴禮的決定，顯示了婚姻的情勢與老婆的名義對她極端主要的意義，亦流露了在劇烈情境中，她的品德保持所成長到的極端狀況。

學者早已認識到，明清野史中的“列女”慢慢趨勢于單一的品德尺度，尤重“節”與“孝”。[14] 戴禮自己在清代最后兩年間編寫《清列女傳》所標舉的女性品德，順次為孝行、貞信、節操、義烈、賢淑、才德（《瀟湘夢》第17－21頁），異樣可見品德主義的偏向。她在縣署中的言行，充足表現了“列女”典范中她最為重視的前四種品德。故而戴禮在艱巨時辰的舉措，既秉承了野史中“列女”尺度，又是以性命經過的事況對自我書寫的踐行。不外，由於上一審判場景中傳主異常剛強的特性和極悲烈的舉止作風，現實上曾經對明清提倡的以啞忍為主的“列女”性情組成了必定的挑釁，也使《瀟湘夢》前半部所形塑的常識體系中的“列女”轉換為家庭倫理體系中的“節女”。更進一個步驟看，戴禮對抗的對象，既非要挾國度好處的外族侵犯者，也不是意圖篡奪她純潔的強盜，而是與丈夫狼狽為奸的處所官員，但對夫家的和婉，恰是傳統女性規范中念念不忘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戴禮憑信心和模範所作的選擇，衝破了儒家性別規范的刻板教條，不只展示了“列女”傳統的通情達理和自相牴觸，並且彰顯了女性在極端周遭的狀況下的主膂力量。

《瀟湘夢》第11回，湘陰知事李介春強即將戴禮遣送回浙，但戴禮在漢口直達時單獨搭車進京，于蒲月初六日達到，論述空間由此轉換至京城。固然內在的事務上還在持續與郭立山的糾葛，但于書寫上，作者回到了小說前半部門慣用的論述與引錄雜糅的方法。她在文本開頭必需知足的，并不是讀者的故事性等待，而是對傳主（現實上也是作者自我）的感情依靠和品德評價，即借由大批的文獻資料，完成關于抒懷和公理的詩學營建。

《瀟湘夢》最后兩回多，引錄了傳主戴禮在1917－1919年間寫作或接觸到的多種文獻。此中部門有特定的實際用處，有些則并無明白的目標，基礎上只是傳主小我的感事傷懷。需求留心的是，那些出自傳編緝下的文字，即使其目標意在控告郭立山，亦充盈著濃郁的自我情感：由於實際中二人交纏著難解的冤仇，故而她在控訴虧心人的同時，往往也是自我心扉的裸露。小說第12回，戴禮為了曝露郭立山的丑史，自制七律10首，“遍登各報館，以舒冤忿”。最后一首為：

冤叫紙上淚沾襟，任重身孤感不由。半世窮經成個是？滿腔積恨寄哀吟。慈姑地下難瞑目，嚴父海角更系心。回想不勝對師友，名山工作痛銷沉。

組詩的收束，作者完整墮入了小我的傷感之中。她在京城孤身一人有冤難訴，此前最為重視的學術志業完整曠廢，令她懊悔無及。斟酌到《瀟湘夢》的自傳性質，定格于文本中的這類詩歌，不該視為基于故事邏輯的人物情感之天然感發，而多是作者對實際生涯之經歷、感觸感染的實時捕獲。再加上小說的主體情節在第11回前段曾經告結，其后的展陳，便只教學場地能是敘事者轉而為傳掌管續收回感悼悲怨之音，故而在文本的末段顯顯露濃郁的詩性特征。

中國傳統小說和戲曲的開頭部門，往往以“善有惡報，惡有惡報”的人物結局展示作品的“改正性公理”或“報應性公理”，知足讀者的品德安慰。[15] 但《瀟湘夢》的寫作，顯然背叛了這一傳統。作為一部紀實文本，列傳中主人公的夫妻關系現實上曾經停止，二人的生涯狀況仍然按照此前的慣性往前推移：郭立山擁有宏大的財富，持續與庶母的畸形愛情；戴禮在怨天尤人中苦挨她的暗澹人生。也就是說，生涯的真正的性抵禦了中國敘事文學的表達傳統，列傳中的女主人公并未碰到枯木逢春般的轉機，虧心男人也沒有迎來意想不到的疾病甚至是逝世亡的終局以完成讀者的訓斥。就故事層面而言，讀者的這種公理等待是失的。不外，借由敘事之外的文本，讀者的品德性知足，仍然可以部門完成。

在自傳文本中，存在著“闡述”與“敘事”兩種“分歧卻又相反相成的”說話體系。呈現在敘事話語中的“我”，是“空無的、游離的意符”，逗留于被論述的汗青時辰中；而闡述話語“重要存在于我/你的人稱關系中”，“我”所指涉的本質上乃是收回話語的措辭者，因此是佈滿自動性的溝通者息爭釋者。[16] 這一區分用于闡釋《瀟湘夢》的文本構造尤為適合。在作者的敘事部門，應用的是比擬客不雅中立的語調，用以再現過往歲月中傳主的遭受，而其拔出的非小說文本，履行著作者的“闡述”意圖，既可以完成傳主（自傳者）的抒懷尋求，同時也在領導讀者，促使他們在瀏覽經過歷程中發生品德態度，開釋出公理的氣力。可以說，這類文本的寫作與瀏覽，既是抒懷經歷，也是倫理經歷。

小說第11回后部門，拔出了戴禮所制的長篇冤單，揭穿郭立山“罪跡薰天”的丑惡嘴臉，抒發傳主“冤埋無地”的慘遇和冤仇。第13回中，戴禮作長篇論辯，澄清旁人迷惑（“繼蘇眉山作《辯奸論》，以曉盲聾之士”），坐實郭立山與庶母的不倫關系。這種文獻征引，即經由過程傳主之口直接向傍觀者說明，并請求讀者作出響應的品德評判，了了可見傳主（現實上是“我”）與讀者的對話姿勢，都可以視為作者對“公理”的尋求。當然，這一借傳主文字以停止闡述的方法，尚存在著“自說自話”的能夠。為了消除這一潛伏的猜忌，作者于第13回盛大發布當世聞人陳衍，應用他的寫作為戴禮分辯，進一個步驟加大力度了闡述後果。

對戴禮影響較年夜的男性師長，先后有章梫（1861－1949）和陳衍。章梫是郭、戴二人婚姻的伐柯人，在婚變后受郭氏請托，責備戴禮不安於室，陳衍則對戴禮多有回護。小說在13回設定了章、陳兩人的一場爭辯，章責備陳的左袒，陳則非難章倒置口角。辯論以“梫語塞”結束。不只這般，《瀟湘夢》還直接迻錄了陳衍撰于丁巳（1917）秋的《石遺室詩話》中對郭戴二人品德的臧否。此段詩話原刊《西方雜志》1918年第1期。陳衍時為舊詩壇之魁首、學術界之大師，《西方雜志》是名重一時的刊物，而《石遺室詩話》是近代範圍最年夜、最具影響力的詩話著作。《瀟湘夢》言此段詩話註銷后，“聞風而動，幾于傳遍寰宇”，郭立山“府首無辭”。（第101頁）值得留意的是，1929年《石遺室詩話》單行本出書時，陳衍對戴禮條停止了年夜幅刪削，二人婚變經過歷程無一字存留，甚至郭立山的名字也消散了，對郭氏的撻伐力度年夜為消減。[17] 個華夏因，或緣于郭氏在1927年往世，陳衍為逝者諱而不愿再提往事；或是由於陳衍對二人的婚姻公案有新的熟悉，在詩話中摒棄了采錄于戴禮冤單的文字。《瀟湘夢》的作者借用陳衍、《西方雜志》及《石遺室詩話》的三重威望成分，凝煉了傳主的婚變慘劇，同時證實她的叫冤所言非虛。天然，在接收者的瀏覽運動中，詩話的記錄代表著被加持的公理，是對二人品性的終極定論，讀者的品德天平無疑會偏向于戴禮這一方。

在納爾遜•古德曼（1906－1998）看來，自傳是一種“防御”行動，也就是說我們盼望向他人（以及本身）展示具有典範性和代表性的自我，或許是某種意義上表現“文明確認”的自我。[18] 可以看到，《瀟湘夢》中的主體，一向處于“正名”的焦炙之中，不論是家庭范圍內的“老婆”名分與“節女”行動，仍是文明範疇中的“列女”抽像，戴禮都需求樹立起小我的符合法規成分。《瀟湘夢》“格局的特殊”背后，乃是“表示的深切”，即經由過程自我暗藏這一紆回婉曲的方法，展露文學才幹，宣傳學術志業，講述婚變慘劇，紓解委屈冤仇。

三、“復仇”寫作與《瀟湘夢》的敘事倫理

在列傳研討中，開篇是最值得追蹤關心的文本部位之一。[19] 《瀟湘夢》的收場，采用了現代小說中罕見的回想詩詞情勢：

瀟湘一夢，鸞鏡平分千古痛。恩愛構怨，良伴歷來罕白頭。 樓東慢賦，彼狡童兮何足訴？倒置人緣，只怨多才莫怨天。（右調《減字木蘭花》）

適應讀者對小說的接收習氣，在《減字木蘭花》之后，作者以“進話”的方法，說明小說的回目（“慕竹帛禮魂降生 艷才藻山鬼求昏”）和這首小詞：

禮魂、山鬼，乃戴密斯禮與其夫郭太史立山，以《楚詞》篇名而相謔也。嗣因占脫幅之爻，密斯遂用認為號焉。

這段冗長的先容，就文本中的人物關系、故事走歷來說，是極為高效的：它發布了男女主人公的姓名及喜劇性的情節梗概。在論述方法上，也頗值玩味：它應用的是現代小說中常用的平話生齒吻。但是，小說對“平話人”敘事者成分的借用僅此一次，隨后作者很快即轉換至以無人稱的方法對主人公出身的客不雅先容上往。（“禮，字圣儀，浙江玉環人。……”）斟酌到《瀟湘夢》的自傳性質，此處的平話生齒吻現實上便是作者的自我表態。作者必不得已地姑且應用這種收場戰略，隱含著其迫切的交通目標：她想在故事開端之前，即以《楚辭》中的“禮魂”和“山鬼”對小說人物停止成分定位和品德判定。

“禮魂”與“山鬼”出自《九歌》的篇名。戴禮對它們的借用，跳脫了《九歌》中的原始情境和詳細功用，而是基于二者與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的直接聯繫關係（以“禮魂”喻戴禮，以“山鬼”喻郭立山），同時經由過程回目中的對偶方法，將“禮魂”與“山鬼”人格化。在《減字木蘭花》中，她則進一個步驟將“山鬼”的內在坐實為“狡童”，即工于心計、狡猾多變的男人。作為“慕竹帛”的主體，“禮魂”則可視為潛心向學、謹嚴守禮的自我抽像。值得留意的是，《瀟湘夢》的封面上有奪目的題字：“山鬼仍然披薜荔，禮魂何處問靈修？”這一沉痛的質問告知讀者：言行丑陋的虧心男人毫無所懼但未遭就任何處分，女主人公飽受摧殘卻委屈難申。小說封面上的題字連同“郭立山之穢史”的副題目都在扶引讀者的倫理態度。而在列傳學家眼中，封面別樣的物資形狀顯然標示著整部文本的特別性質，即《瀟湘夢》是一部曝露郭立山穢史的“底蘊列傳”或“伐罪列傳”[20] 。

《瀟湘夢》的“穢史”內在的事務，基礎集中于第9－11回。這一部門側重講述戴禮與郭立山的婚變顛末，簡直未應用“拔出”的方法。由于作者的論述未遭到打斷，讀起來非常流利。對照此前交待戴禮肄業、著作運動時的粗心大意，這一部門較多展示了對場景（即使仍然是場景概述）的應用，沾染力年夜增。戴禮是文本中的重要運動者（郭立山時顯時隱）和暴力的所有的蒙受者。毫無疑問，作者對戴禮抱同舞蹈場地情之態，對其品德態度也是完整認同的——此即“湘州女史”在序文中所稱“為之不服”和“代叫其冤”之姿勢的詳細表示。但是，在辨識出《瀟湘夢》的自傳性質之后，聯合戴禮撰寫于同時段的抒懷性詩歌，我們對她的寫作狀況會有更深切的熟悉。

1919年春夏，身居北京的戴禮與師長吳懷清、友人陳聲暨（陳衍宗子，1877－1925）交游親密。在寫給二人的詩歌中，戴禮數次傾訴了本身的復仇之念。 [21] 她反復援用現代以復仇而著名的男女好漢，甚或以“荊十三娘”自比。 [22] 基于“復仇”之目標，《瀟湘夢》中的郭立山，純然是一個負面的“狡童”。其抽像內核，一是貪心，二是穢亂，三是盡情。這與其他起源的資料浮現盡異。作為近代湖南主要的文明名人，筆者本日能找到的公私文獻中的郭立山 [23] ，其抽像可謂完善無瑕。他執政為官時不媚顯貴，京師年夜書院任教“兢兢以衛道扶俗為任”，清亡后課徒自給。為文高深，“表里純粹”。 [24] 在看待財帛的題目上，分歧于戴禮筆下的貪鄙，數人說起郭立山甘于貧寒。暮年雖窮困潦倒，“人所不勝”，然郭“泰然自若” [25] ，決然謝絕張作霖的聘請和高額潤筆，“至諛墓頌壽以活，尤勿屑” [26] 。異于戴禮所書郭氏母子的嚴重關系，黃兆枚記郭母八十誕辰時，郭立山曾“仿朱子體為壽母詩”，一派母慈子孝的溫馨圖景。 [27] 兩絕對照，年夜體可以斷定：《瀟湘夢》對郭立山的描繪，并不是實際中的“全人”。

需求詰問的是，郭立山這一負面抽像的塑造，是若何完成的？這起首與文本中“敘事聲響”的掌控有因果關系。女性主義文學批駁者蘭瑟（1944－）以為：“女性聲響現實上是認識形狀斗爭的場合。”[28] 《瀟湘夢》借用小說外殼，通篇為全知敘事，概況上看，它是典範的作者型敘事聲響。不外，基于其自傳實質，文本敘事聲響的真正回屬只能是女主人公戴禮，是為特別的小我型聲響。

《瀟湘夢》在論述郭立山“穢史”時，一改此前的“敘事＋資料拔出”的書寫方法，表示了對故事過程激烈的把持欲看。這部門文本一直跟蹤戴禮的運動，凸顯其性格之婉順、意志之果斷和遭際之慘痛。戴禮在自傳中擁有盡對的威望，充足展示了她身為受益者所收回的悲切之聲，完成了震動人心的控告後果。作為品德的對峙面，郭立山的偶然進場，其效能只是為了共同戴禮的展演。風趣的是，即使是為了復現二人在主要題目上的爭論而不得不援用郭立山的信札時，作者并沒有沿用此前的簡略引錄，而是改以“略謂”的情勢對手札加以撮要。這一變通處置，充足展示了自傳作者在文本中的獨裁：為了告竣寫作意圖，她最基礎得空給敵手需要的尊敬，更不成能予以辯護的機遇。

《瀟湘夢》對郭立山與前妻庶母（作者常以“張氏妾”名之）的不倫關系極為鄙夷。但此事始于戴禮與郭立山成婚之前，她不成能親見；戴禮幾回往長沙張宅尋覓郭立山，郭老是避而不見，兩人的暗昧關系她無從證明。從小我型敘事聲響的角度審閱，由於敘事者并不擁有全知的權利，不克不及符合法規證實“我”的經過的事況以外、所見以外的現實，故而這一最具殺傷力的罪行在邏輯上并不成立。與之相類，郭立山于二人婚姻走向之主要關節處的心思運動，在文本中也是無法自證的：

立山溺于姘婦，不欲續昏。（第56頁）

梫又告以禮有母遺田產，可作嫁資，立山心動。（第56頁）

立山亦年夜笑，罵其（戴禮）奸猾，而心實啣之。（第67頁）

立山得書，不啻火上添油。顧一時未得劣跡可離盡，乃思以莫須有陷之。（第78頁）

立山夢寐以求，遂慨付川資，使回浙。（第80頁）

立山自出妻后，稱心滿意。（第93頁）

這類隱秘的不成告人的昏暗設法，它們在文本中的實時呈現，既具有明白的唆使意義，又飽含著作者激烈的感情偏向，但嚴厲來說，這只能是作者事后客觀性的揣測，當回于自傳寫作中的“不成靠論述”[29] 。當然，由于《瀟湘夢》概況上應用的是全知的作者型聲響，這類安插，并不會特殊突兀。題目在于，即使作者擁有了全知的權利，郭立山的心坎世界也從未獲得自在的正面的展露。他似一位不成接近的風險的生疏人。大要作者也感到到，傾吐便是賦權，“即便對最險惡的人物來講，心坎透視也能使他變得令人同情” [30] 。

稍晚于第8回的故事時光，1915年春天，郭、戴佳耦由玉環返湘陰，道經姑蘇時，郭立山友人譚延闿曾來造訪。在譚氏日誌中，留下了可貴的排場：

余詣郭復初寓，久覓乃得，蓋從玉環續娶回也。夫人戴姓，通經學，能詩文。或言禮無妻怙恃見婿之父，方看溪解之，認為有未便相見者。戴舉《坊記》舅姑授子于婿之文，足補經闕，證方誤。亦見唸書得間也。[31]

作為新婦的戴禮在丈夫友人眼前侃侃而談，絕不羞怯。她對《禮記》中的經文隨手拈來，辯駁男性學術威望，足見學養之深，合適其經學家的成分，也表現了她慷慨的性情和對本身才學的自負。譚延闿對此持贊賞立場。不外，在守舊者眼中，女學者對本身才幹的聲張，能夠會招來“好名”之誚，如郭氏門人劉宗向（1879－1951）即稱戴禮“以治《年夜戴禮》炫京師”[32] 。譚氏日誌未載郭立山對老婆志高才深的見解，而在李肖聃（1881－1953）看來，恰是在若何看待戴禮才名的題目上，招致了二人恩愛難久，“戴欲刻其所著《年夜戴禮校釋》（按：實為《年夜戴禮記集注》），郭認為婦人好名，非是，戴心不懌。又以他事積忤，戴遂不辭竟往，騰書詆郭”，“郭好靜默，而戴矜申明，恩好不終，勢有必至”。 [33]

李肖聃筆記中有了了的男性態度。不外，他仍是靈敏地指出，二人恩愛隔離，其性質重要是由于性情分歧而招致的情感不洽。戴禮之所以愿意與長本身十歲、且有兩段婚史的郭立山成婚，聽說重要是敬慕郭氏守志不仕的遺民心節。[34] 但是政治態度上的接近，并不克不及抵消日常生涯中各類齟齬，婚后不久的戴禮很快面對著保持與放手的選擇。戴禮基于本身的文明佈景，將離婚同等于現代女性的“捐棄”，意圖極力保持夫妻的名分，盼望以本身的讓步甚至是屈服往換取“從一而終”的終局。她不只未能重視丈夫的轉變，亦未能將婚姻與人生差別開來，招致了感情的同化、自我的迷掉甚至性情的激變。

《瀟湘夢》的寫作，是戴禮在婚姻有望之后作出的背注一擲的對抗，她自動將本身的情愛經過的事況公然，并試圖經由過程泛品德化的手腕來博取讀者的同情。但是，這種迫切的寫作意圖，也使本身墮入敘事倫理的窘境之中。對于這類深度參與實際的書寫，清代的紀昀曾言，要想“不見擯于正人”，作者無妨“稍存勸懲之旨”，然必需“不掉忠誠之意”，“不倒置長短”，“不懷挾恩仇”。 [35] 戴禮對郭立山的書寫，幾多偏離了上述準繩，她謝絕沉著感性的寫作姿勢，謝絕對事務因果的周全浮現，謝絕對負面人物心坎的深刻挖掘。作為敘事者的戴禮，是一位深謀遠慮者；作為列傳作家，她顯然缺少應有的私心與真摯。

四、女性自傳實行的“古代時辰”

《瀟湘夢》沒有任何版權標誌，這種古代圖書出書史上少見的案例，表白了該書是有關貿易尋求而是文責自信、別具幽懷的寫作。此類對實際激烈參與的書寫，在中國小說史上天然不乏先例，“假小說以施誹謗”的唐人作品（如《補江總白猿傳》《周秦遊記》）、明末清初的時勢小說（如《梼杌閑評》《遼海丹忠錄》）和平易近國初年風行的“內幕書”，都可視為《瀟湘夢》的先驅。不外，《瀟湘夢》的彪炳之處在于，其對小說干涉實際紛爭的意圖較先輩們更顯執念，重要事務基礎用實錄方法，甚至所有的人物的名姓都未變換，悉數直接采進。這也包管了《瀟湘夢》書寫汗青的總體真正的性。

1922年天津《至公報》副刊曾有筆記敘戴禮的婚史，佈滿了戲劇意味，對其“離婚后又郁郁不樂”的狀況，施予了廣泛同情，然亦不出“朱顏苦命”的慨嘆。 [36] 這種核心的察看和想象，既與現實相收支，更無法深刻到戴禮的心坎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瀟湘夢》中佈滿氣力的主人公，是對自我極端主要的、具有先見之明的界說。她在文本內對抗男權的凌虐，同時又以書寫抵抗外界的成見與曲解。這種基于女性態度和小我經過的事況的書寫行動，天然是一種性別政治的實行，它誇大“女性經歷”的真正的性、奇特性和深入性，消解來自社會軌制、男權文明、民眾想象對女性的偏見和壓制。

實際世界的戴禮與男性交游遼闊，《餘存吟草》和《餘存文鈔》中存留了大批的篇目，記載她的求師與唱和運動。但是，在所涉男性師友的詩文集中，與戴禮相干的文本微乎其微；除陳衍之外，她與郭立山的婚史無一人說起。在郭氏族譜中，戴禮仿佛從未存在過一樣。[37] 這種諱莫如深而又佈滿敵意的空缺，加倍明示出女性自我書寫的主要性與需要性。

從女性自傳實行的汗青頭緒來看，明清的閨秀作家中，存在大批回想過往、感歎人生的短篇文本（重要是詩詞與古文）。她們由于實際運動空間的限制，家庭是最為集中的書寫範疇，展示生長經過的事況與婚姻生涯是罕見的內在的事務。作者的情感或有低徊與劇烈之別，但其指向基個人空間礎是內省性的，即在人生說明時，往往逗留于自我品德、行動的評價，最多延展至對命運的詰問。《瀟湘夢》的書寫，與之旨趣年夜異。它的寫作目標，是此前女性文學史上極為罕有的“復仇”意念，在看似沉著的雅潔筆法中，作者簡直完整廢棄了對自我的省視，轉而將自我操守作為品德標尺，以自我的保持與遭際來映托虧心人的污穢品德。此種寫作是純然內向的，作者以文字為刀劍，將批駁完整指向他者，浮現出顯明的具有搾取性、進犯性的“怨怒”矛頭。

是以，《瀟湘夢》最實質的意義，是它奇妙而充足地展示了作者對“自我”簡直認與聲張。敘事者“湘州女史”只是作者戴禮的假名，即本名的“一種分化和離解”，并不影響其與本名的統一性[38] ，《瀟湘夢》合適自傳之自敘性、回想性和故事化的體裁特色 [39] 。其體裁性質的呈露，完整處理了小說之“為誰而寫作”這一“最終題目” [40] 。它自然地為自我寫作：在文本中書寫小我日常的品德神話，在危機時辰為本身行動的符合法規性而辯論，并終極將讀者同情完整導向自我。易言之，戴禮充足應用自傳這一體裁的優長，不受拘束展示飽含內涵性（interiority）——“具有‘魂靈’的特性化的同一自我” [41] ——的聲響。

《瀟湘夢》中的“自我”，既表示于唯一無二的小我的性命體驗，還存在于文學書寫中對性別關系的主要衝破——確立了具有了了的性別成分的“自我”，從“恭”與“讓”的傳統依靠位置中走向與男性的破裂。在“五四”的語境中，對“自我”的發明和對婦女題目的器重，恰是最主要的時期精力的表現。因此非論從自傳實行仍是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瀟湘夢》都是頗具古代氣質的。而章回小說這一外殼的應用，可謂女性自傳寫作頂用意良周的創舉，深度表現了體裁、論述與權利的結合。章回小說的情勢特征之一，是“文備眾體”的包涵性，作者拔出大批的詩性文本，使得《瀟湘夢》具有了濃郁的抒懷性。另一方面，展示沖突是章回小說的必定任務，戴禮應用這一體裁的論述偏好來書寫私家生涯中很是密集、劇烈的日常沖突，讀者并不會感到捍格。作者在實際中處于弱勢地位，但《瀟湘夢》的自我卻一直是以受益者（又兼審訊者）的面孔浮現于讀者眼前，現實上是一位強勢的論述操控者。“湘州女史”的應用，淡化了自傳寫作中“自我中間”這一“原罪” [42] 。即使剝離了“湘州女史”的虛偽面貌，章回小說中的男女“撕扯”實則是令人唏噓的“家丑傳揚”，但從書寫的角度來講，這仍然是高效的做法。“裸露”這一行動意味著莊嚴的廢棄，後天即占據了批駁的優先位置。

在作者流露“自我”的經過歷程中，我們看到，“成題目的人”（盧卡奇語）的心靈狀況現實上曾經成為了文本情勢最具決議性的原因，“互文/重組/介入/非斷定”的寫作可所以作者“賦形”世界的常態。[43] 至于詳細的書寫、傳佈的戰略選擇，《瀟湘夢》多方面展示了其古代意義。作者將情愛題目品德化、私域題目民眾化，這些舉措背后是她甦醒熟悉到“大眾同情”在古代社會中愈發主要的權利地位。而在性別斗爭的諸多環節，戴禮充足應用其人脈資本和寫作才能，以傳單、詩詞、詩話等情勢，在實際中和報刊上制造言論，停止公然控告，可見她對“前言”的特殊器重。《瀟湘夢》的疾速成書與刊印，亦是對古代出書文明的嫻熟應用。該書印成之后，戴禮又分寄四方。這些都表白她是古代社會中精曉媒體的女性。

概言之，作為文學與性別事務的《瀟湘夢》，它延續了女性在情愛、婚姻中絕對弱勢的權利位置，但開啟了女性以寫作來處置家庭題目的新方法：將私家生涯置于公共話題之中，借助言論來推進爭端，用品德手腕加以人身批駁，以自敘停止傾吐與控告，這些都成為此后女性在婚戀膠葛中踐行性別抗爭時取法的主要戰略。故《瀟湘夢》作為女性自傳的古代性質，不只是由於它的出生居于“五四”這一主要的時光節點，更重要是基于它的體裁情勢和文本意蘊：它是自傳而非具有“自傳性”的文學（如“自敘傳”），它含有明白的性別政治的意圖，它的書寫方法具有主要的汗青首創性和穿透性。

最后堪值一提的是，《瀟湘夢》的發明，能夠會轉變列傳文學史的論述。學者一向將謝冰瑩1929年在上海春潮書局單行的《參軍日誌》（1927年5月起在《中心日報》連載）視為古代中國的第一部女性自傳[44] ，而《瀟湘夢》的呈現顯然更早。此種“第一”的殊榮，對作者戴禮來說，頗有無意插柳的意味，但也表白：若學者更換新的資料文學研討中的經典不雅，安身于主體的實際經過的事況與精力世界的深入聯絡接觸，將視野轉移至主流、中間之外的作家和文本，今朝日形雍塞的古代女性文學研討另有遼闊的推動空間。

注釋：

[①] 劉乃慈：《第二/古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討》，先生書局2004年版，第59－61頁。

[②] 趙文蘭：《五四時代女作家的小說敘事情勢研討》，山東年夜學博士論文，2019年，第5－20頁。

[③] 馬良春、李福地主編：《中國文學年夜辭典》，天津國民出書社1991年版，第6180頁。本詞條作者為吳潔。

[④] 陳文新：《列傳辭章化：對唐人傳奇體裁屬性的一種描寫》，《傳統小說與小說傳統》，武漢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90頁。

[⑤] ［唐］劉知幾：《史通·雜述》，程國賦編著：《隋唐五代小說研討材料》，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2－3頁。

[⑥] 劉勇強、潘開國、李鵬飛：《現代小說研討十年夜題目》，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149頁。

[⑦] 《和韻寄酬》，戴禮：《餘存吟草》，溫州藏書樓躲底稿，無頁碼。

[⑧] 《附（屈蕙纕）原作》，戴禮：《餘存吟草》，溫州藏書樓躲底稿，無頁碼。

[⑨] 陳聲暨編，王真續編，葉長青補訂：《侯官陳石遺師長教師年譜》卷八，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建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2085頁。

[⑩] 李有成：《自傳與文學體系》，《在實際的年月》，允晨文明實業股份無限公司2006年版，第38頁。

[11] 楊正潤以為，“傳主的生平、特性和對傳主的說明是列傳組成的三個要素”，“這三者組成列傳的重要內在的事務，它們的同一表述成為列傳的主題”。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88頁。

[12] 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572頁。

[13] 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268頁。

[14] ［美］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列傳書寫的兩種傳統》，游鑒明、［美］胡纓、［加］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性命故事》，江蘇國民出書社2012年版，第72頁。

[15] 王云：《論藝術公理——以社會公理、宗教公理和藝術公理為語境的研討》，《復旦學報（社會迷信版）》2008年第5期。

[16] 李有成：《自傳與文學體系》，《在實際的年月》，允晨文明實業股份無限公司2006年版，第43－45頁。

[17]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八，朝華出書社“清末平易近初文獻叢刊”，2017年影印，第691頁。該書藍本為商務印書館1929年付梓本。

[18] ［美］杰羅姆·布魯納：《自我塑造與世界塑造》，許勤超譯，梁慶標選編：《列傳家的報復：早先東方列傳研討譯文集》，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194頁。

[19] 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617頁。

[20] 關于“底蘊列傳”與“伐罪列傳”，見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281頁。

[21] 《上蓮溪夫子》《偕公荊出京車中口占》，戴禮：《餘存吟草》，溫州藏書樓躲底稿，無頁碼。

[22] 《公荊作此詩屢易稿矣，余偶見其殘稿二律，只成半篇，為足成之》，戴禮：《餘存吟草》，溫州藏書樓躲底稿，無頁碼。

[23] 郭立山，字復初，號復齋，湖南湘陰人。1903年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任侍講。1904年首任湖南中路師范書院監視兼史學教習。次年任京師年夜書院國文教習。辛亥反動后在湖南授徒自給。著有《郭復齋集》《復齋文編》《喪服表注》《三禮注釋》《韓昌黎集注》《陶靖節詩注》《漢書要略》《孟子要略》《離騷注解》《郭侍講遺集》等。《湖南名人志》編委會：《湖南名人志》，中國檔案出書社1999年版，第633頁；尋霖、龔篤清編著：《湘人著作表》，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859頁。

[24] 趙啟霖：《翰林院編修郭立山傳》，趙啟霖著，施明、劉志盛收拾：《趙瀞園集》，湖南出書社1992年版，第105－106頁。

[25] 李肖聃：《湘學新志序論》，《李肖聃集》，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310頁。

[26] 劉宗向：《郭立山傳》，湖南年夜學長沙校友會編印：《劉宗向師長教師百廿生日留念冊》，無出書項，1999年，第40頁。

[27] 黃兆枚：《復初之母八十誕辰二首》，黃兆枚：《芥滄館詩集》第三卷，長沙蔣文德堂1934年刻本，第26頁。

[28] ［美］蘇珊·S.蘭瑟著：《虛擬的威望：女性作家與論述聲響》，黃必康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第5頁。

[29] “不成靠論述”概念最早呈現于［美］韋恩·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國際學者許德金、劉江將之移用于自傳研討中，劉江還提出了自傳中屬于不成靠論述的12條則本標志。劉江：《自傳敘事與成分隱喻——以〈富蘭克林自傳〉為例》，對外經濟商業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56－71頁。

[30] ［美］韋恩·布斯著：《小說修辭學》，付禮軍譯，南寧：廣西國民出書社，1987年，第390頁。

[31] 《譚延闿日誌》（第3冊），1915年3月6日，中華書局2019年影印，第359頁。

[32] 劉宗向：《故清誥授通議年夜夫侍講銜翰林院編修郭復齋師長教師行狀》，郭立山著，劉宗向編：《郭侍講遺集》，湖南藏書樓躲彭昺鈔本，第4頁。

[33] 李肖聃：《星廬筆記》，《李肖聃集》，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511頁。

[34] 趙炳麟：《柏巖感舊詩話》，趙炳麟著，劉深、余瑾、孫改霞校注：《趙柏巖集》（中），廣西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309頁。

[35] ［清］紀昀：《灤陽續錄》，《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第562頁。

[36] 新：《英雌筆墨·春柳繾綣鐵樹堅》，《至公報》1922年3月22日，第3張第2頁。

[37] 《湘陰郭氏家族譜牒》之“歷代前輩生卒譜”在“立字派”下錄郭立山及其兩任妻室姓名（周桂貞、張淑吾），卻只字未提戴禮。郭道西主編：《湖南省湘陰郭氏家族史全書》，長沙務實印刷公司2006年版，第148頁。

[38] ［法］菲力浦·勒熱納著：《自傳契約》，楊國政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115頁。

[39] 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293頁。

[40] ［美］韋恩·布斯著：《小說修辭學》，付禮軍譯，廣西國民出書社1987年版，第408頁。

[41] ［加］季家珍、［美］胡纓：《若何瀏覽中國男子列傳》，游鑒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性命故事》，江蘇國民出書社2012年版，第304頁。

[42] 趙白生：《列傳文學實際》，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版，第19頁。

[43] 賀興盛、黃云霞：《古代中國文學的“情勢”建構——“心靈”之于“世界”的“賦形”題目研討》，《江西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迷信版）》，2019年第3期。

[44] 楊正潤：《古代列傳學》，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303頁；朱旭晨：《中國古代女作祖傳記寫作綜述》，《學術界》2006年第5期。